【“一带一路”10周年·访谈】
编者按：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近日举行。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发展为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成果有目共睹。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访谈“一带一路”研究的权威专家，从不同角度梳理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为配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光明网将于近日分别刊发，以飨网友。
访谈对象：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薛力：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整体评价是？
王义桅：“一带一路”10年能引起这样大的效应，人类历史上也少见。因此也有一个学习过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一切的成就、风险、问题都应该在大背景下认识。
“一带一路”倡议激活丝绸之路共同历史记忆，激活古老文明共同复兴的前景，改变了海洋决定大陆命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这是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提出全球化的设想，倡导人的现代化、人的全球化，超越了异化的现代化、资本的全球化。不同文明都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都在找跟丝绸之路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与中国战略对接、梦梦与共。直到今天西方人都无法批评“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不追求单独规划世界，而是共商共建共享。
在国内，“一带一路”改变了过去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逻辑，对国内一体化的引领效应非常明显。“一带一路”把东部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西部大开发思维方式彻底改变了，整个中国在开放。比如，郑州与卢森堡建空中丝绸之路，可谓“不靠海、不沿边，开放靠蓝天”。所以产生国内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三重作用。
“一带一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一带一路”造全球合作大势，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的“睁眼看世界”其实是看发达世界的局面，而是看整个世界——当然世界也睁眼看中国，同时改变了国际接轨的思维，倡导主场全球化。各地方都在找到新的优势，与世界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给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带来巨大好处。
“一带一路”带来学科分类，对区域国别学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北京语言大学成了小联合国，新疆大学成为双一流大学。从个体层面来讲,我的书能翻译成各种文字，我能去这么多国家宣讲“一带一路”，都是“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义桅：中国外交中的地方外交被激活——而不只是地方外事，外交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中国人外交理念发生变化。
“一带一路”激活地方外交。比如说非对称性外交，郑州和卢森堡的“空中丝绸之路”，实现一个城市对一个国家的非典型外交，这在传统外交中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不对等的。外交变化还有，从原来说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现在是地方政府、企业都在搭台，大家一起唱戏，形式多样手段灵活。外交形式变成命运共同体外交。“一带一路”按照全球区域划定，按照节点、网格状布局，不是按照原来的针对具体国家的大小亲疏。这是很重要的外交形式变化，外交战略谋局变化，外交理念变化，是以我为主的开放。“一带一路”大大推进了中国的主场外交。
“一带一路”把历史文化激活了，大家都在找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历史记忆，突然都在找古代郑和到了哪，张骞到了哪，超越你的我的，而是探寻我们的。这是民心相通。中国在外交理念上突破了近代以来以西方中心的外交理念，变成以文化为纽带的、以民心相通为核心、平等的、包容性的外交。这种外交，不是古代的万国来朝，也不是近代西方的地缘政治，是一种新外交。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什么变化？
王义桅：我觉得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从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无论喜欢与否，“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成为（各国）绕不开的议题。在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理念引领下，我们的外交不再是按照意识形态来划线，而是团结一切认同中国独立自主外交、一切敢于跟霸权斗争、一切认同丝绸之路精神的国家，编织互联互通伙伴网路。
第二个变化，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思维。以前用线性进化的思维，我们是落后的，人家是先进的。现在用丝绸之路的概念，是一个网格状的，每个地区都有中心，它是文化中心，也是物流、产业、交通运输的中心。在外交研究上，外交概念发生改变。外交以前以双边外交为主、多边外交为辅，现在外交是一对多了；外交思维方式从点到线、从面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格局，推进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
第三个变化，“一带一路”不仅激活了中国外交，在某种程度上也激活了全球区域性外交，分布式外交越来越流行。大家争先恐后成为全球互联互通的区域性中心。它是横向的互联互通，改变了过去全球化的中心-边缘体系。在非洲，这种激励效应非常明显，他们意识到后起国家可以弯道超车，改变命运。
薛力：对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议？
王义桅：这个世界仍然受制于殖民体系、霸权体系。许多国家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并没有独立。“一带一路”就要破历史遗留的中心-边缘体系，遇到地区霸权、前宗主国和全球霸权的抵制。现在整个世界似乎分裂成了“一带一路”体系和美国的G7+体系，滑向新冷战。
思维方式要调整。“一带一路”面对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变了。如果在既定的全球化和世界体系里做文章，恐难走远。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规则也在变。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题是大写意，第二届的主题是工笔画——高质量。现在看，不能被西方的高标准带偏了——美欧就是打所谓“高标准牌”，实际内存“私货”，因此我们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以前“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一国一策，但这个国家的政策跟那个国家不一样，就会产生不公平竞争了。一个地域得有个相对的规则，在这个基础上再集中一个全球的规则，得逐步找到一个共同的标准或者做法，推行重要示范区、示范性案例。
薛力：高校与智库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研究？
王义桅：“一带一路”是什么学问？它既是历史又是现实还是未来，所以按照原来学科体系的分类，无法归在某一个学科。现在是各说各的，搞国际关系的人说“一带一路”是新外交，搞文化的说是新丝路，搞经济的说是新改革开放，都有失偏颇。
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不仅要跨学科，还要超越学科思维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学科研究理念，某种程度上应该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度来理解。现在不是中西、体用思维。但是，不研究西方那套东西也破不了旧体系，不研究历史文化也破不了旧体系。现在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选题较为重复、跟风，包括本科生，如果以历史政治学做解密档案研究，就是扎实性对一带一路研究做贡献。因为今天破的是这个体系，老帝国的智慧还是要借助的，借助的目的是为了时代的超越。与发达国家、前宗主国开发第三方市场，呼唤我们联合研究。化敌为友、智库先行。
薛力：NGO如何在“一带一路”共建中更好发挥作用？
王义桅：国内的NGO不太发达或者说要规范，在国际上要大力发展。现在青年失业率20.7%。我觉得能不能到国外去搞NGO。我们的蓝天救援队在尼泊尔地震期间参与救援，做的非常好，给中国人树立了正面形象。
以前讲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现在内政和外交越来越密不可分。“一带一路”建设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从工业文明走向数字、生态文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外交的涵义也要升级换代。
我们现在短板很多，首先是外交能力不够，外交体制要改革，要推进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其次，外交官国际化与本土化机制要创新，数量与质量、待遇与水准都要同步加强。
（访谈时间：2023年6月24日；访谈地点：北京太姥商务宾馆一层餐厅；录音稿整理：席寒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录音稿校对：薛力；本文经受访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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