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浩瀚的史卷，触目惊心的词语接踵而至：战争，地震，蝗灾，饥荒等等，当然还有瘟疫。“瘟”，为瘟病、热病之意。“疫”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民皆疾也”。微生物和寄生虫等引起的流行性传染病称为疫病，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疫病则称为瘟疫。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瘟疫就与人类共存，可以说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抗疫血泪史。
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见，在商朝时便出现了先民对抗瘟疫的记载。其后的历朝历代，皆有瘟疫的记载。通常情况下是十年一大疫，五年一小疫。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统计分析，从西汉至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一个是东汉末期，一个是明朝末期。
东汉末期，气温下降，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二次小冰河期，瘟疫逐渐肆虐。汉桓帝在位时，大疫三次；汉灵帝在位时，大疫五次。汉献帝建安年间瘟疫更为严重，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无情地夺走生命，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曹植在《说疫气》中悲情地写道：“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赤壁之战中，突来的瘟疫也成为中原霸主曹操铩羽败北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无情的瘟疫引发了黄巾之乱、群雄争霸、三分天下，把辉煌鼎盛的东汉帝国推向了土崩瓦解的边缘，同时也造成人口的剧减。很多权威史料显示，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东汉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650万，然而到三国归晋时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总人口仅有1600万。一百年时间，人口锐减四分之三左右。
明朝末期，气温再次下降，中国大陆出现了第四次小冰河期，各地水灾、旱灾、冰灾、蝗灾接踵而至。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山西首先暴发大规模鼠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鼠疫传至京师，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京城每天死人上万，城门被运尸的棺材堵塞，街坊间的小儿为之绝影，路上连乞丐也见不到，户丁尽绝，尸横遍地。闯王李自成攻入京师之后，面对的居然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亡之城。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全国在籍人口约为一亿，到清世祖顺治登基时，全国人口只剩一千四百万，骤减八成左右。
这两个时期的瘟疫规模十分巨大，都引起了社会剧变、朝代更迭和人口锐减。然而时势造英雄，两个时期都诞生了医学圣人。
东汉末期，医圣张仲景横空出世。他自幼亲历瘟疫的残酷，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将瘟疫归为伤寒，提出了“伤寒”学说，认为一切外感热病皆为伤寒，将外感热病分为所有症状，分为六个层次（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少阴病、太阴病、厥阴病）和八个纲领（表里、阴阳、寒热、虚实），称为“六经”和“八纲”，据此提出“六经辩证”和“八纲辩证”，并将所有医学精华融入旷世巨作《伤寒杂病论》当中。
东汉以前，人们对于瘟疫的治疗，一般是通过祈祷神灵和巫术驱邪。张仲景的降世，开创了中医临床辩证论治的先河，挽救了人类的命运。不幸的是，张仲景死后，《伤寒杂病论》的原书在战火中遗失。直到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收集到一些残篇，经过整编，才将其中的《伤寒论》传了下来。北宋之时，林亿等人又找到了另一部分残篇，经过整编，又将其中的《金匮要略》传了下来。这就是《伤寒杂病论》一分为二的由来。
东汉以后，治疗瘟疫的主要为伤寒派。
明朝末期，出现了一位医家吴又可，他独辟蹊径，认为瘟疫并非一般外感热病，与伤寒不同，于是提出“疠气”学说。
到了清朝，温病学派诞生，出现了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四位大家，他们继承了张仲景的伤寒学辩证理论，创立了温病学辩证理论。温病学派将瘟疫致病分为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四个层次，并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辩证。
直到今天，伤寒学和温病学依然是中医界应对瘟疫的两大主流理论，对瘟疫的治疗，需两者结合，缺一不可。当然，防治瘟疫，必须中西医并用。只要人类还在不懈努力和探索，我们坚信，人类最终一定会彻底战胜可怕的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