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这是要回答自清末以来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的问题。
要前人回答这问题，因其学力与经验限制，基本不可能。但现在，随着百年世界历史的实践经验，相关中西学术研究成果，我认为汇总起来是能客观的就这个问题给出解答。
通过解答这百年疑问，也是为了正面回应，以期为我国原国教--儒教，正名。
本文会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科技史等诸多跨界概念，以就所谓的中国“落后”这现象细节，全面性地作出个人解答。
内容稍长，可以选读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一、儒家是要复辟奴隶制与封建制？
二、儒家阻扰了中国科技进步？
三、儒家阻扰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兴起？
四、儒家与中国民主政治改革对立？
五、否定儒家就等于否定中国文化？
六、中国人的百态丑相，都是由儒教文化所导致？
七、儒教是专门维护特权，维护帝王，愚弄百姓的蛊术？
八、回到当今之争，儒教复兴的社会现象的根源
九、汇总，关于儒教造成中国“落后”问题的再讨论
十、儒教的未来目标
三、儒家阻扰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兴起？
它实际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
1、鸦片战争前，它阻扰了中国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
2、鸦片战争后，它阻扰了中国引入西方资本主义改革的机会。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前，它阻扰了中国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
关于“中国未能自发性培养出资本主义经济”这问题，已被中西方研究很多了，有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农村无法养活城市。
中国粮食产量与人口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平衡线上，或者说一直处于饥饿挣扎线。
保证举国人民都能吃饱饭这目标，历来是各王朝的首要任务。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发现贯穿各个朝代的普遍性的饥荒发生。
饥荒，产生流民。流民，产生动乱。动乱，再毁掉城市与减损人口。减损人口到一定限度，通常假定在5000万，土地与人口实现再平衡，大家又能吃饱饭，于是开启新的一段平稳人口增长期。
饥荒，不一定是全国性饥荒。仅仅局部地区的饥荒，也能因为骚乱而蔓延成全国动荡。
汉末有了黄巾军，隋末有了瓦岗军，唐末有了黄巢军，元末有了红巾军，明末有了李自成军，无不与饥荒直接关联。
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几乎都是这种模式的反复。
实际上，不仅末期，单单在和平时期因饥荒而发生的农民起义就不断，并都屡屡给帝国造成深重灾难。
我们即便按传统假定的“明末中国在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条为时间上的断代。不久便有了因陕北饥荒而发生的“李自成农民军起义”。这场农民起义，以及关联到的满清入关，直接毁掉了大半个中国。
这似乎是一种“无解”的死循环，它使得中国农村不能像欧美农村那样提供充足的粮食及人口流向城市。
按民国调查数据显示，都相对是“富裕”的南方中国农村家庭，普遍性养育孩子数量也仅是“2”个。但早在200年前，欧洲农村养活数量是“4”，美国农村更是夸张的“8”。后者农村的充裕粮食供应，是保障其城市商业能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所以，在能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前，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自发成长”就是一个“伪命题”，它使得致命性的破坏因素一直在历史上作祟。
也就是说：在中国与西方正式接触前，即能引入高产农作物、化肥、机械、水利工程技术等要素，以及有能力购买国际粮食来缓解国内粮食危机前，中国自身是无法真正培养出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这，我引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案例来证明：
中国广东省是最早的对外开放省份之一。原本省主产粮区的珠三角地区开启了将农田大规模改成工业用地，以兴建工厂与城市，来大力发展“三资”经济。并取得了大家都能看得见的耀眼成绩。
但在80年代，因本省城市人口增加与农业用地锐减，很快便陷入粮食危机。
广东便向相邻的江西购粮，随即引发该省抗议。因当地非常担心广东购粮会抬高本省粮食价格，使得本省人因粮价上涨而吃不起饭，所以采取果断措施阻止广东购粮。
最终，广东不得不动用外汇从国外购买粮食，以解决本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吃饭问题。
这事，要是发生在古代中国，势必会引发地区饥荒。
所以，在古代中国那种还没广泛融入国际贸易，以协助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前提下，怎么可能会“稳定”性的生长出“资本主义经济”？
显然，能持这种旧论点的 ，是对中国社会实情与一些根本问题的无知。
接着，回答第二问题：鸦片战争后，它阻扰了中国引入西方资本主义改革的机会。
它实际又涉及到几个问题：1、儒家的经济主张是什么？2、儒家的经济主张是否能决定中国政治问题?3、当时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1、儒家的经济主张是什么？
我明确回复：就是“自由市场经济”。
但这，似乎与传统认为的“儒家专门打压市场经济”这论调不符。
最近我在《头条新闻》上看到一个反儒大V引用西汉著名的《盐铁论》来讽刺：看看这些儒生的虚伪嘴脸，就知道他们是如何打压“市场经济”。
我很惊异这大V会得出这样的观点，更发现点赞的人特别多。
我想大概率95%的看客都没读过《盐铁论》，所以并不知道这本名著到底在说什么：西汉帝国实行盐、铁“专卖制度”，禁止民间开采、贩运与销售，所以代表民间力量的一众儒生就坚决要求取缔“盐铁专卖制度"，还“利权”于人民，人民有权参与到盐、铁行业的商业贸易里来，政府不应与民“争利”。这场大辩论，由丞相桑弘羊组织，由代表政府专卖制度的官僚与代表民间力量的儒生们，公开辩论，双方辩词被记录下来，因此成为研究古代中国官僚政治与经济的“名著”。
所以，稍有点经济常识的，仅看上面这点信息，也不会把儒生“定义”到：打压市场经济，这怪论上。相反，显而易见的是，正是他们在为人民争取“自由市场经济”。
在这里，我帮不太懂经济常识，以及不太懂古典中国经济术语的人，用现代通俗语给重新翻译下：
所谓“专卖制度”，就是现在中国烟草总公司还在施行的那种烟草专卖制度。
就当时词义而言：等同于现在中国能源、电力、通讯等国有垄断行业。
即，这些都属于西汉帝国政府所有，且垄断的行业。
儒生的主张是什么呢？：即把这些国有垄断行业，都向民资开放，让大家都能参与竞争，并给予民资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
孔子在《论语》就此观点表达的很清晰：先让人民富裕起来，再谈礼教的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已哉（人好多呀！）。冉有曰：既庶矣，又何以加焉？曰：富之。曰：即富矣，又何以加焉？曰：教之！--《论语 子路》）
所以，儒家的“自由经济”主张，就不再多解释。
也许有人还会问：那么儒家为什么“重农抑商”？
这里涉及三个问题：（1）重农抑商政策是谁的？（2）儒家对重农抑商的态度？（3）儒家的态度是否能决定国策？
关于，（1）“重农抑商”是法家商鞅提出的政策，这是“白纸黑字”写在《商君书》里的。商鞅对此的解释用司马迁的话来概括就10个字：愚民、贫民、弱民、疲民、辱民。商鞅明确指出只有农民适合实现这五目标，而商人骨子里是会破坏这五目标。所以国家要称霸，就必须“重农抑商”。
在这里补充下：儒家是坚决反对法家商鞅这“驭民五术”！
所以儒法两派，在对待人民理念上，是水火不容。
（2）儒家对“重农抑商”的态度。
儒家自身重农，是基于人情，基于社会安定，以及基于前文提及的“中国粮食安全”，都是基于国家战略。
儒家也重视商业，所以才有上面的《盐铁论》里为商人争取的“自由经济”主张。
但儒家也的确对商人有微词，主要是在实践中发现，也是我们多数人所切身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商人，普遍性的“重利轻义”。重利，是人之本性，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富贵如浮云；轻义，是指自私，没能达到人民期望的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
我再补充下，这种商人普遍性的“重利轻义”现象，不仅中国有，就是重商主义时代的欧洲，也很普遍，也同样被国民鄙视。所以欧洲这些商业，尤其最突出的金融业--信贷业务，就是给人放贷收利息，欧洲人就嫌脏手不干，索性让位给了“犹太人”，这就是犹太人能一度主导欧洲金融业的历史原因。
尽管有微词，但并不丝毫改变儒家对商业经济持主体认同的观点。
儒商，是儒家一直鼓励的商人形象。那个自愿为孔子守孝6年的学生--子贡，就是大商人。
另外，多说点：有关儒家对农民的态度，其实在很多反儒人那里也表现的自相矛盾：一会引用《论语》孔子批评樊迟学稼，来“攻击”孔子轻视“农民”；一会又引用“重农抑商”，来“攻击”儒家过度重视“农民”……何其变态的自相矛盾心理。唯独不提：孔子母亲及舅家，就是颜邑的农民。
我们继续来讨论：儒家的主张，是否能决定国策？
古代中国是专制帝国，这个众所周知。
专制，是个政治学概念。我把它再换个同义政治学名词，叫“极权政治”。
所以问题就变成：儒家的主张，是否能在极权政治的国家里决定国策？
显然，是个傻子也能看出答案是什么：不能。
如果儒家在这种体制里能决定国策，就好比在问：为何意大利的天主教没能阻止墨索里尼的上台，为何德国的基督教没能阻止希特勒的上台，为何伊拉克的伊斯兰教没能阻止萨达姆的上台，为何缅甸的佛教没能阻止吴氏军政府的上台……
所以，儒教连自己反对的法家，都没法阻止。中华帝国的帝王们，最爱的还是法家那一套，这就是著名的“阳儒阴法”古代中国政治的真相。
儒家在这种体制里，所能作的不是决定国策，而是面对这个病态机体，以劝诫帝王的方式，为人民作缓慢的疗伤。
当然，还有人会质问：为何在晚清，儒家在阻扰中国西化改革！
这也其实我所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贯穿整个清朝的主要矛盾，都是：满汉矛盾。
这个矛盾，时显时隐，但都一直是满族帝王最大的心病。
同是“闭关锁国”，表面看起来一样，但出发的动机完全不同：满清“锁国”，只为阻止汉人与西方人接触，以斩断任何可能诱发汉人反清的因素。
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自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及1845年强迫道光皇帝“允许传教”，很快就因与西方传教士接触而出现个叫洪秀全的人，于1848年潜入广西传教（洪实际接触天主教更早，但其能在广西传教成功，则是受益于道光皇帝允许传教的谕令）。两年后的1850年，即开启著名的“太平天国”排满战争。
这场目标直指满族王朝的战争，以及同时引爆的西北回汉冲突，一南一北共造成6000万人丧生。
一度使得清廷不稳，而正刺中他们的心病。
用后来在“百日维新”里那句“保中国，不保大清”名言，一下戳破以前的遮面。
当然，再经过八国联军羞辱，满清于1902年开启改革。但正如其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仅10年后，即1912年，满清亡国了……
实际上，我们应看到：反清的主力汉人革命者，包括南方革命军与北洋军阀，都是“儒家”信徒。
所以一等满汉矛盾结束，无论“争权”的政斗怎么开展，但共同的：西方资本主义改革，是一致在推进。
所以，这种：儒家阻扰中国西化改革，的旧论，站不住！
不仅在中国历史站不住，这些中国造谣者甚至为此都抹掉了儒教主导日本明治维新这历史真相。
他们杜撰出：日本明治维新是去儒化的全盘西化，代表就是福泽谕吉。
为此，在叙述日本明治维新时，故意“抹掉”儒家烙印，如，绝口不提：幕府末期的三个角逐方，即皇室、幕府与倒幕派，全都是清一色的儒家学生，准确说是日本儒教水户学派。三方就西化改革是一致的，但就谁该主导改革而产生严重分歧。最后是倒幕派获胜，幕府归还大政。在新组建的维新政府核心班子里，如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也全是儒教信徒。包括明治政府实际最高权臣的岩仓具视，明确下令：日本教科书里必须教授儒学，将其作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核心。而将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引入日本，全面实践的核心人物：涩泽荣一，更是出书《论语与算盘》来塑造日本工商业的儒商文化，并十分成功的被延续至今。
那么福泽谕吉作了什么呢？看他履历就清楚了：在明治政府当了几年小职员，一直不被重视。最后，气愤离职，余生办学著说，在社会引起一定效应。所以他的角色，大致就等同现在一样鼓吹中国应全盘西化的一些大V而已。
须知，他根本无力影响明治政府，也就没能改变日本儒教化的主政策。
这也正是，旅日中国人，发现日本仍保有浓厚儒家文化印记的历史根源。
当然，这儒教主导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事实，故意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中国人给“抹杀”掉。
从中日历史的“选择性失明”的叙述里，我们就能看到如今“黑儒”的人是何等的阴暗。
中国儒家从来没有“不变”这条，孔子自身也在“损益”周礼。
“应时变革”，是被儒家经典《易经》明确突出的思想，也实际一直被传承。
我们看看没有“内部民族矛盾”，但同样“闭关锁国”的南明政权遇到危机时作了什么。
为“救亡图存”，永历皇帝甚至向罗马教廷主动写信：只要教廷能发兵支援大明抗清，他发誓都可以把中国变成天主教国家……
当然，同是儒教社会的日本与中国，具体的国情差异还是很悬殊。比如，掌握日本实权的武士阶层属于世袭制，尽管相当多过的清贫，但也始终有饭吃。革命阶段时，并没涉及到他们的生计问题。然而，中国引以为傲的科举制，这个依学力、且公平竞争的将国家公职开放给平民大众的通道，后来也为欧洲所效仿，在当时的确造就了几十万要以此吃饭的平民知识分子。剧烈改革意味着主政者要制造几十万人失业。我们很多后世人觉得，让他们失业就失业，理所应当。但当类似的事情真实发生在我们当下，即全国国企改制，尤其以东北出名。当初谁签字就等同意味着在自己手上会有几万、几十万工人失业这问题时，立即害怕起来。很多工人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失业即意味着不会再有就业机会而是永久失业。面对这种既要“改革”，又要面对“人道灾难”，这两难抉择。从而使得我国整体国企改制自80年代来以来，其实至今仍在路上。所以那些对晚清政府过度顾虑大批知识分子失业的当今批评者，显然也都是没有任何政府工作经验的“嘴炮”而已。
当年曾国藩平叛洪秀全之乱，随身也得带着满族的塔齐布将军，以自发性向满族朝廷证明自己的忠心。当时中国也不乏福泽谕吉式人物，如王韬；郑观应更是长期给李鸿章办事。但顾虑汉族借机革命排满，使得最高层的满族人对汉人主张国家改革的事，一直锁手锁脚。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晚清没有满汉矛盾，那么汉人政府操办的西方资本主义改革，即便力度没有日本大，但也至少是洋务运动的十倍不止。并且将因事实改革的推进，而逐渐实现全部预设的目标。而这正是，革命后的国民政府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我国，一路实践过来的共同之路。
所谓几个汉人高官，如李鸿章，其在朝廷的真实影响力，也不见得比人数庞大的满族皇室宗人府里的那些权势者大。
1872年，李鸿章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现在这个集团还在，就是无人不晓的招商银行、招商证券等招商系的老板，迁移香港，但仍为央企。招商局集团，是改革开放从香港回国支持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之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福祸趋避之--林则徐，儒生。
所以，只要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事，儒教都会积极参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 微子》
四、儒家与中国民主政治改革对立？
现代的“民主”是个外来概念，与传统中国词汇里的“肇命民主”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所以必须得承认，现代“民主”这个词，不是儒教文化里原生内容。
其他诸子百家里也都没有这原生内容。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先天缺陷，跟儒教无关。
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是最早将“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这些现代概念词汇翻译成汉语，并在中国传播的人。
但必须知道：丁韪良，自始自终都在调和基督教与儒教，而非将西方文化与中国儒教割裂。作为中国通，其借用了中国儒教里的类似词汇，赋予它西方政治的新含义，只是为了能实现两教融合的目的。为此，丁韪良也是那种极少数允许中国基督徒祭拜孔子的西方传教士，因这行为而遭到西方教会与同僚谴责。
丁韪良在华将基督教与儒教混合起来，以传播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也得到包括最高权臣:恭亲王奕訢在内的，各洋务运动的一众儒生支持。
所以，要说儒教与民主政治对立，根本与历史不符。
也可以说中国的这些西方概念，实际最早都源自儒家及其信徒的引入与支持。
后来这些概念流传到了日本，使得中日革命党们，都大受裨益。
再到后来的“百日维新”与1902年的“立宪改革”，无不是由受益于此的儒生们及儒教官僚们共同推动的结果。
自“立宪改革”起，在晚清最后10年，能让国内所有人知道这些西方概念，并促使人人参与议政的“咨议局”遍地崛起，也无不是这些儒生与儒教官僚们的功劳。
再到后来，推翻帝制，拥抱共和。像梁启超一样的儒生，也是坚定的站在共和一边。
所以，要说儒教与民主政治对立，睁眼说瞎话。
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睁眼瞎”，也在日本历史上同样“睁眼瞎”。即知道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在广泛传播这些西方概念，并且也知道日本的这些概念都抄自丁韪良，但因前面所述的已抹掉了“儒教"主导日本明治维新的真相，故而自然就“掩盖”了这些概念传播也源自日本儒教信徒们的功劳。当然，福泽谕吉是反儒，但他的声音也只是当时更广大的各种声音中的一类。
还有拿“三纲五常”来攻击儒教“守旧”，以与民主政治对立的。
在这先撇开“三纲五常”在古代中国为凝聚汉族向心力而起到的巨大社会稳定功能不论，仅从人类文化发展史而言：
岂不知儒教一直也在进化中，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一样，都在随时代而在“损益”中实现进化，接受与拥抱这些新概念。
这中国民主思想起源与传播真相的被掩盖，使得当今几乎所有中国人还以为这些概念都晚至陈独秀出现后，才被引进来。
